四、南洼村会议后.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

1933年12月上旬谢子长同志以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回到陕北清涧领导陕北游击战争。我是同年12月下旬回到陕北工作的，在陕北特委和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陕北游击战争有了很大的发展。

1934年1月，陕北特委在佳县南洼村(后转到曹家洼村)召开了党团特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崔田夫、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高长久、李铁轮同志和我。会上，我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研究了进一步开展陕北游击战争等问题，北方代表听了陕北革命斗争情况的汇报后，认为一支队冒险攻坚，没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受挫后又未采取分散活动，而是埋了枪支，散了队伍;二支队的三支枪调给特委特务队，后并入三支队，实际上是取消了绥清的游击活动，就因为这两件事(并未涉及其他工作问题)，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北特委戴上了“代表富农利益犯了富农路线;领导游击战争消根怠工”两句话的帽子。我在会上传达这两句话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两句错误批评的话，也没有下达。(建国后，崔田夫、李铁轮两同志回忆，当时受理论水平限制，对上级领导盲目信任，因此，对北方代表的这些错误批评，大家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只对崔逢运、鲁贲两同志擅自离开陕北去北平找党的关系的自由行动很有意见，提出了批评)北方代表对特委的批评是错误的。实际上，特委决定将二支队的三支驳壳批调给特委成立特务队，任务是保护特委机关，不久又将这三支枪调给神府三支队，枪支调走不一定妥当，但二支队的番号并未取消，不久，绥清的同志又先后搞到4文枪，继续以二支队的名义在绥清地区活动。

至于一支队埋枪，是由于攻坚失利，没有群众的掩护和根据地的依托，缺乏斗争经验所致。因此，并非代表富农利益，犯了所谓富农路线错误和领导游击战争消极怠工北方代表的这一批评是错误的，我在会上传达了北方代表的错误批评，无疑也是错误的，对此我曾多次作过检查。

在会上，我主要传达了北方代表“要求陕北党团特委抓住有利形势普遍发动群众抗债、抗租、抗捐、抗税、分粮、吃大户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指示。会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对发展陕北游击战争的形势作了正确的估计，认为陕北在大革命时期已有了一定的工作基础;大革命失败后，谢子长、刘志丹、唐澎等同志，先后领导的清涧兵变、渭华暴动，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同志率领晋西游击队过黄河与谢子长、刘志丹汇合在这个基础上，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组建和领导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展陕甘游击战争，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红24军过黄河到府谷，虽然全军覆灭，72名革命骨干壮烈牺牲，但激发了广大群众对敌人的极大义愤;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使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到了无法生活的境地;各阶层人民有着反抗军阀井岳秀和豪绅统治的强烈要求;陕北反动统治薄弱，当地驻军少，地广山多交通不便，有利于发动游击战争，特别是在几个县的边界地区;在陕北已有党团员800多人建立了三支游击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成为创建与发展游击根据地的基础和骨干力量，尤其是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传到了陕北，在指导陕北的革命斗争方面起着极大的作用。因此，会议决定:党、团组织分开，分别自成系统;恢复和发展一、二、三支队;鉴于一支队由于没有根据地和群众的掩护而埋枪散了队伍的教训，会议提出了建立安定一带、绥清边、神府边三块根据地的各项具体措施，并要创建绥、米、佳、吴边和三边两支游击队与游击根据地。在根据地健全党团组织，普遍成立赤卫队、少先队、贫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

当时，谢子长同志已在安定(现子长县)地区领导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工作，未参加这次会议。会后，陕北特委派崔田夫同志前往安定，向谢子长同志汇报了会议情况和有关决定，他表示完全同意。

会后，党、团特委的同志分赴各地开展工作。特委确定我和李铁轮、高长久同志负责绥、术、佳、吴边的工作为筹建绥、米、佳、吴边新的游击队，开辟根据地，我们前往樊家吃佗，派人找到宋华居同志(绰号宋四瞎子)，他在宋家川开店，是我党的接头处。遍过宋找到马佩勋、胡海江两同志，收编了几个绿林和两支手枪(山西太原造的五轮手枪，其中一支因撞针短，打的时候还要用斧子砸一下才能打响)，在樊家圪坨成立了吴堡抗日义勇军(因为队伍中有绿林成分，未用红军游击队番号)，由薛俊山同志任队长，马佩勋同志任政委抗日义勇军成立时，我作了战斗动员，先在绥德东区打了一家地主，继由我与佳县县委组织部长兼木头峪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子义同志(原名苗从模)取得联系，具体布置了攻打木头峪民团的计划。

攻打木头峪，按计划由高长久同志带路，马佩勋同志指挥，刘子义等地下党同志负责策应，里应外合。地下党的同志摸清了民团住在商店里的情况后，在旧历除夕之夜，由刘子义同志以买东西为名，叫开商店大门，队伍随即冲入给正在饮酒作乐的民团来了个指乎不及，一枪未放就缴了民团的枪。接着，包围了民团团总住宅，打死敌团总张东蛟。这次活动正值旧历年关，官府催粮、催款甚紧，百姓叫苦连天.我游击队杀了敌团总、缴了他的枪，催粮催款的不敢下来了，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缴获的部分银制首饰品，马佩勋同志率部队返回吴堡路过张家湾村时，交给张达志同志专程送到我家，后来变卖作了特委的活动经费。以后，又组织_次袭击木头峪，大大鼓舞了游击队员和群众的斗争情绪。

1934年2月，吴堡抗日义勇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活动于绥、米、佳、吴一带，四支从后又两次攻入米脂东区桃花赤镇，收缴民团的几支枪，镇压反革命分子;并按照我事先的嘱咐，对当地开明士绅李鼎铭先生家则秋毫无犯从而震动了绥、米、佳、吴边，创造了这块根据地。

木头峪战斗后，陕北特委又派我到清涧，与白如冰、白雪山、王怀德同志商定，调四支队来清涧与二支队会合，赤卫队500多人配合，攻打游击区内的敌人据点店子沟李承善民团，当时杨濮也到了清涧，与我同住在一个皮匠家里.被敌便衣队发现，我们突围出来了，敌人追赶，子弹乱飞，我跑得快，跑过一个山头后，钻入山洞躲避脱了险;杨濮身体肥胖跑不动，被敌人俘去(后叛变)。因杨濮被捕，攻打店子沟计划，临时决定提前两天行动。我作了战斗动员.赤卫队部署在各个山头，用土枪土炮攻击.大造声势;第二、第四支队在马佩勋同志的指挥下，一举击溃民团30余人，缴枪10余支，尤其重要的是拔掉了敌人的这个据点。白如冰同志在其《清涧早期武装斗争的片断回忆》中写述:“解家沟战斗以后不久，大约1934年二三月间，陕北特委主要负责人郭洪涛同志化名老孙(我原名郭鸿恩被国民党通缉奔赴山西太原后更名郭惠卿，出狱后化名孙耀祖，在陕北特委时都叫我‘老孙’;1935年中央红军到陕北才定名郭洪涛)装扮成卖梨人，由佳县王家畔来到清涧检查工作。郭洪涛听取了清涧党的工作汇报，并和同志们一起分析了斗争形势和下步工作.....…随后郭洪涛、白雪山和我根据当时我们队伍人员武器等方面的情况以及侦察了解到的情况，经过研究决定，攻打驻扎在店子沟的李承善民团。……特委把驻吴堡的四支队调来清涧，与二支队会合在一起，加强了队伍的力量。......战斗于拂晓时分打响，二支队、四支队在手持大刀梭镖的赤卫队、贫民团等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向盘踞在镇子里的敌人发起猛攻，敌人则凭借房屋的掩护和比我强大的火力进行疯狂的反击。霎时间，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经过二三个小时的激战，打死打伤敌人数名，到天亮时，我们就主动撤出了战斗这。次战斗虽然没有将李承善民团全部消灭，但给了敌人以重创敌人的嚣张气焰开始有所收敛....…从此，敌人就整天龟缩在镇子里，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没多久，李承善民团就撤到清涧县城，店子沟解放了。”

1934年3月间，我又在绥德南区新成立了第五支队，队长崔正冉同志，副队长王子文(王海珊)同志，政委马万里同志。二、五支队活动于绥清边一带.并扩大了绥德、延川东区(后改为延水县)一带游击根据地。

南洼村会议是一次重要会议，对进一步开展陕北游击战争的几项决议和战斗部署都是正确的，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立。在陕北特委和谢子长同志的领导干部，经过斗争，实现了会议的各项决议。发展壮大了五支游击队和安定一带、绥清边、神府边、绥米佳吴边四块苏区根据地。

在这四块苏区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县、区、乡党组织，成为领导农村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核心力量。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各级共青团和各种革命群众团体:赤卫队和少先队配合游击队作战，单独骚扰敌人，镇压反革命，保卫根据地，补充和扩大红军乡妇救会负责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给红军缝衣制鞋，慰问红军看护伤病员等工作;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防坏人进人苏区搞破坏;贫农团同时替代村政权。在苏区根据地，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抗捐、扰税、抗租、抗债，大大提高了群众的革命斗志，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也倍加增强。